2011年2月26日，享年108岁的敬爱的王越老校长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怀念他，追忆他。
王越教授是当代著名教育家。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暨南大学副校长、顾问，民盟中央第三至五届委员会委员，民盟广东省第三至七届委员会副主委、第八至十届委员会顾问、第十一至十二届委员会名誉主委，第二、第五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第二至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兼任第一届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第一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
王老1903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后为民盟创始人之一）的教育思想影响下，他立志启迪民智，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1926年起，王老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从此确立。1930年至1932年，王老先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从事教育心理学和国学研究。于1931年撰写《人格测量》一书，这是他早年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1933年至1946年，他先后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教授。他目击时难，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反动，非常愤慨，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地下党员，联系进步青年，并多次利用关系，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缉捕的爱国学生。他于1942年撰写了中年时期教育理论的力作《教学原理》一书，当时作为大学用书正式出版。
抗战胜利后，王老于1946年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1948年，全国掀起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怒潮，他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强暴，关怀爱护青年，热情支持革命。在地下党的关怀下，他前往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从事宣传工作，继续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其摧残教育的暴行。1949年参加东江游击队，加入了准备接管广州的行列。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6年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同年，被教育部评为二级教授，195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党和政府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王老被任命为副校长。在校长陶铸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王老与学校其他领导一起带领全体教职员工艰苦创业，经过近10年的努力，把暨南大学建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华侨大学，为国家以及海外、港澳地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门人才。暨南大学于1978年复办，已经70岁高龄的王老又被重新任命为暨南大学副校长。由于文革的破坏，复办一所大学，难度极大。在党的领导下，他与全校师生同共努力，逐渐把学校办成拥有文、理、经、医等专业的综合性大学。1983年，年事已高的王老退居第二线，任暨南大学顾问。20多年来，他依然关心着我国、我省的教育事业，经常发表文章，提出有关教育改革的意见。2006年获暨南大学终身贡献奖。
作为一位老教育家，王老对教育的本质问题有其独到的见解。早年，他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讨》文章，就提出教育本身就是潜在的社会生产力，有力批驳了教育只是消费项目、福利事业的错误论调。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他撰写《人格测量》、《教学原理》等书籍，发表过多篇有关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论文。解放后，他与人合作编写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发表《论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墨翟新考》等多篇论文。并与人合作用英文编撰了《国际学术教育论文选》。暨南大学复办后，他组织人员编写《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一书。离休后，他仍不断耕耘，1994年出版了《王越教育论文集》。他擅长诗词，出版有《南楼诗词抄》。
王老对学生始终倾注着爱。解放前，他千方百计进行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进步学生，使不少学生脱离危险并走上革命道路；60年代初，暨南大学4名学生到农场参加劳动不幸落水身亡，他为之痛心万分，反复告知教工要对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王老对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也极其关心。他对老专家、老教授视如知己，经常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了解他们的心声，反映他们的意见。他对后辈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无微不至地关怀。外文系主任翁显良，才华横溢，却被错划“右派”，王老与他彻夜长谈，对他的入党要求十分关心，并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之心情舒畅，带病工作，对教学尽心尽力，为学校作出了贡献。每年春节，暨大统战部、暨大民盟总支成员去慰问王老，他都要与我们长谈一个多小时，了解学校及民盟组织近况，关心学校的发展和民盟成员的工作和生活。
王老从一个农家子弟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教育家、诗人、知名学者、忠诚的爱国者和领导者。他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桑，见证了祖国从贫弱走向强盛。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崇高理想和高尚品格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奋发图强。
（党委统战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