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社科部教授龚红月

暨南大学社科部硕士研究生程洁如

东南信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文郁

【摘要】随着港澳台社会及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高校港澳台侨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成为中国境内统战工作“主要依托地带”之一，成为我党培养统战发展对象的重要基地，也成为研究文化统战的理论平台。本文通过提供和分析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对高等侨校这一独特的文化统战领域进行研究，并就高等侨校基于文化统战的文化素质教育提出设想：设立思想凝聚的焦点；制定培养统战发展对象的具体方案；确定“培训”统战发展对象的总体目标。希望通过本研究为文化统战研究提供新素材，开辟新领域。

【关键词】文化统战主要依托地带统战发展对象思想聚焦“培训”方案

文化素质教育，指的是加强教育的文化属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力培养思想和知识全面发展人材的一种素质教育。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高校开始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工作，1998年，在摸索多年的教育试验的基础上，国家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把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正式纳入高等教育改革的方案里。

在暨南大学等华侨高等学校里，为适应港澳台侨生的特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将文化素质教育列为与国内生思想政治教育并行的港澳台侨生分流教育体系里。因此，本文提到的文化素质教育，特指港澳台侨生的素质教育课程与实践，现在，为与国际社会接轨，这类课程又称为“通识教育”课程。

由于侨校同时也是党的侨务统战工作的“窗口机构”，对港澳台侨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与文化统战工作息息相关，因此，暨南大学在开设相应的课程、拟定教学方案和进行教学研究时，往往会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主题，与探索统战工作的规律联系起来，并以长期的教学实践，来证明高校港澳台侨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在统战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作用。

一、文化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适应港澳台侨统战工作的新特点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港澳的统战工作有了一些明显的新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既包括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在悄然改变，也包括统战工作的跨领域化，文化力在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正日益彰显出来。

港澳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发生变化，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工作对象的性质结构发生变化，从具有大家族背景的传统企业组织和公众偶像人物转向文化知识阶层；二是工作对象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原有的中老年对象正日趋年轻化；三是工作对象的组成结构发生变化，统战对象更加广泛。探究其变化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点：

1、随着境外“知识经济”日益扩大，知识阶层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社会传统组织，如传统大家族和大型经济实体的公众影响力与号召力，在香港和澳门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

长期以来，受西方“精英文化”（Elitist  Culture，  即“强势群体文化”或“上流社会文化”）影响，在港澳地区的传统文化里，逐渐溶入以经济实力划分社会等级的观念，再加上影视传媒的推波助澜，“金钱即权威”已经渗入港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大家族”和大型公司首脑人物，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一直把持着社会层面的“绝对话语权”，香港的“小超人现象”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证。“小超人”是香港特有的社会现象：人们常把具有很强赚钱能力、擅长周旋于上流社会或自己本身具有深厚的家族背景的中青年人，奉为“小超人”、“青年才俊”、“年青人的楷模”等等，这些“小超人”因此在社会上拥有了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然而，随着境外知识经济时代、IT时代的到来，这种“话语权”日渐分流。近年来，原本聚焦于重实力经济舞台的社会视点开始发生位移，证券、股市、经营层面的  “中、小生意人”和“小股东”等“实力派”、“技术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中下阶层为主流的网络话语开始向精英话语发出挑战，“小超人”的影响力因此逐渐式微，退缩于一个小范围里。与此同时，知识阶层的“名嘴”在各种传统传媒、新兴网络传播工具上崭露头角，不同阶层的心态产生了共同的变化，从过去“以名人为楷模”，转而信赖“客观信息”、“新经济知识”。

2、港澳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以海运物流、赌彩和财团金融为主要龙头企业的重型经济结构，逐渐转向IT、旅游和小股东金融，在中、基层层面上，律师、社工、医护人员、宗教人士这些“专业知识”类人员，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观察香港历次区议会、立法会选举，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专业人士异常活跃，不仅直接参政议政、或做竞选助理，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和公共关系能力，号召和动员起人数众多的选民。

同时，知识专业类人士连结的社会网络越来越广泛，丰富的社会信息资源不断聚集，利用率和共享率迅速上升。比如，97香港主权回归之前，我方获悉日本赤军等国际恐怖组织图谋破坏回归庆典，便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使国际恐怖组织的破坏图谋无法得逞。在这一过程中，我方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正是得到香港社会信息资源的积极支持。社会网络的广泛运作和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扩大了知识专业人士在香港社会的影响。

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加快，国际竞争力持续上升，国际地位越来越稳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港澳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旅游业，对国内的倚重幅度扩大，加上境内外经济、文化和居民越来越频繁地双向流动，港澳的社区文化和居民结构也出现不可避免的逆转，在港澳的新移民中，有大量是来自大陆内地，例如，在暨南大学求学的港澳学生中，1/7左右曾经有过内地长期或短期居留读书的经历。除了港澳地区，台湾近10多年来的政坛变动和两岸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同样使统战对象发生变化。

境内外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方面增强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力度，另一方面也使港澳台的民心和旧有理念发生变化。一个有趣的小例子，让我们管窥这种变化：香港回归前后，90%以上在暨南大学就读的本土香港学生，喜欢用“中国政府的总理”、“中国外交部”、“你们中国人”、“我们香港人”的字眼，其中贬抑褒扬的情绪色彩不言自喻；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学生随口而出的往往是“温家宝总理”、“外交部”、“内地人和香港人”等等，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场合，充满自尊的“我们中国人”，不仅在港澳学生，在台湾学生中的使用频率都是很高的。

我们可以用16个字来形容港澳台新时期统战对象的变化：对象广泛，结构复杂，年轻趋向，理念更新。

应对新时期港澳台侨统战工作的变化，我们认为，对统战对象的工作也应该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全方位统筹进行。

这里的全方位有两个含义：一是从统战的重点对象来看，应点面结合，“点”是统战工作中传统意义上的统战对象，包括在港澳台侨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公众人物和知名人士；“面”则是号召公众影响公众，其中，青少年群体不可忽略，这是统战工作可以成功地进行代际传承的关键因素。对于“点”的工作，相关的统战机构自会去进行研究并胜任；但对于“面”的工作，则要动员全部社会资源，包括各类教育资源、文化资源、传媒网络资源等等去共同承担。二是从统战的地域来看，应境内境外结合，其中，境外是统战工作的“中心地带”，境内则是统战工作的“主要依托地带”，两者任务之重，不相伯仲，但两者的工作重心则各有不同。境内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以暨南大学等侨校为主的高等院校，在这里，每年都有大量的港澳台侨学生（在暨大称为“外招生”）入读，仅暨南大学，每年招收的外招生多达1300至2000多人，目前，外招生已占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的49.3%，随着我国国际声誉的提高，这个比例数还会提高。这些学生中有部分人将成为我党统战工作的发展对象，培养他们，不仅仅使他们成长为一个“专才”，更重要地是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荣誉感、文化认同感和时代使命感，以便形成“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统一战线”，为“台湾回归祖国”，稳定港澳主权，凝聚侨心侨力，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做好“干部准备工作”^[1]。高等侨校的这样一个重要工作，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以文化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大学教育上。因此说，高校港澳台侨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完全适应港澳台侨统战工作的新特点。

二、港澳台侨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新时期文化统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21世纪前后，全球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时代”、“IT时代”的转变，触发了全球性的“文化热”，也引发人们对美国学者彼得·伯杰（Peter  L.  Berger）等人提出的“文化全球化”的激烈争论。我们估且不去谈“文化全球化”是否科学和符合逻辑，但却相信，对这一概念的批判和思考，标志着世界对文化的全面关注，从过去仅研究文化的教育功能，而至现在开始研究并开发文化的其他功能，比如文化动力。文化正作为综合国力中的一种动力要素，渗入各个领域，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适应这一国际背景，也是适应新时期统战对象及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在坚持“政治统战”、“经济统战”的同时，研究“文化统战”的规律、形式及具体内容，便成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文化统战，我们理解，指的是运用人类或各民族共享的一系列优秀价值观、态度、信念和规则，影响、激励和凝聚一切爱国力量，以便建立更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文化统战的这一定义，至少包含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统战对象及发展对象中，专业知识人士和年青学生的比例上升，二是统战战略更倾向于开发文化功能和利用文化资源。

作为高等侨校，对港澳台侨在祖国内地就读的学子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统战的一部分。下文拟从我们熟悉的领域和掌握的原始资料入手，通过研究外招生的特点及其相应的文化素质教育方法，对高校文化统战的形式与具体内容作一个初步探讨。

1、文化统战应设立思想凝聚的焦点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素质教育，都有一个作为思想凝聚的焦点，这个焦点必须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某种价值取向，具有发展成引导社会总体趋势的潜力。

香港和澳门的学校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教会学校，一类是普通学校。教会学校的通识教育自然是聚焦于宗教。普通学校的通识教育贯穿大中小学教育，是以多元文化及其个人在多元文化中的身份认识为焦点，因此，不仅学生，就是整个港澳社会都有很明显的文化共存意识：两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都有大量的西方文化印迹，而在民间则又保存着不少中国传统习俗。但由于思想凝聚的焦点不清晰，课堂教学又总是以知识介绍和现象罗列为主，过多地依赖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的互动，难以进行高端思想的碰撞，缺乏理论的深入探讨，以至学生对基本的社会概念、界定、本质似是而非：一些在暨南大学就读大一、大二的港澳本土学生，甚至将老师的课堂管理看成是“专制主义”的延伸，而将学生在课堂上喧哗、扰乱课堂秩序理解成“民主”的使然；在分析官员贪腐现象时，对中国，他们会归因于体制，认为贪腐是必然的，而对西方国家，他们又会归因于个人，觉得贪腐是偶然的。^①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提醒我们注意：以文化统战为中心的高校港澳侨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一定要有清晰的思想凝聚焦点。

在对各门通识课程的功用进行比较后，我们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认识，设定为对港澳台侨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聚焦点。原因有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融合特点和涵化作用，这是外国侵略在中国屡次“先胜于武力，后败于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相信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可以发挥其优势作用；二是中国文化积淀数千年，本身具有作为传统的稳定性和内聚性，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无法置换和否定她的存在；三是港澳台也有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不陌生，易于接受。

为了能够胜任思想聚焦的作用，我们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渗入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中，同时，运用跨文化教育技术，在课堂上谈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意义、科学意义和文明意义。

2、文化统战应有培养发展对象的具体方案

以暨南大学为例，作为统战发展对象的境外学生，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华人留学生，一是港澳台学生。华人学生大多来自东南亚、南亚和东亚，也有少数来自亚洲以外的国家。这些学生，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学生，对他们所在的国家和中国都有相同的情感，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亲情沿袭之国”^②和“祖辈血缘之国”，这种情感往往成为他们认同中国文化、进而自愿成为两国文化交流使者的动力。对华人留学生，素质教育可以从文化比较入手，帮助他们认识文化的共性和文化交流的方法。通过文化比较，唤起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认识现代中国发展的兴趣，维系他们对祖国（祖辈血缘之国）的情感；帮助他们掌握文化交流的方法，可以为日后实现文化交流做精神和技术上的准备。

其一，理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特征和思想差异，建立“和而不同”的素质教育结构。多数来自港澳台的本土学生，或者不关心政治，或者不愿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和讨论作业中，可见他们对政治、宗教和价值判断的基本态度。应该承认，我们不可以根本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但我们可以从理解中与他们求同存异，在相互间确定认同关系之后，才有机会做潜移默化的工作。此外，运用比较、观察、学习、参与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在引导学生认同方面也可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其二，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和文化素养。

比较而言，台湾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高于港澳学生的。港澳学生这方面能力偏弱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港澳学校教育偏重辐散思维的开发，却忽略了辐合思维的培养；另一方面是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香港回归以前，西方通过一些在港政治团体，运用宣传优势和宣传技术对整整两代人的影响，是毋需讳言的。这种宣传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和重复宣传所产生的劝导作用，达到这样的目的：“这里没有运动过程中的客观真理，人们只能凭借大量的印象尽其所能地对事物进行推断，因此，就有很多机会制造错觉，进行欺骗。”^[2]我们在教学中常见这样的事实：港澳本土学生辐散思维比较强，表现机灵活跃，但在社会评价上却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在作业中，他们不仅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就是对中国教育、中国文化和一般的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时，依然有60%以上的人在盲目引用90年代中期前的旧资料和旧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由此可见，缺乏批判性思维，只会令人盲从，而伴随盲从的往往是偏见、附加观念和传媒意识定势。为此，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成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点。

从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通过以下教学步骤，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很有帮助：

第一步：设立社会热点问题讨论，引起学生关注；

第二步：将热点问题转变成专题探讨，引导学生思考；

第三步：提出多个不同观点，帮助学生进行比较、评估和筛选；

第四步：得出学生接受和认可的结论。

其三，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应有对跨文化的高度意识和敏感性，擅长运用跨文化沟通技术。港澳台文化因历史的原因，对西方文化或日本文化的适应整合过程要比中国内地长，其作为文化区的特点与中国其他文化区比较，也有了明显的差异。因此，中国内地与港澳台的沟通和交流便带有跨文化的特点。跨文化沟通通常会因为知觉错误、解释错误和评价错误而导致误解，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个问题。突破跨文化沟通的障碍，需要教师掌握沟通技术和沟通语言（如粤语等）。例如，讲课不能仅讲知识性的东西，还需要提供大量保真信息和事实，为了更好地说服学生，这些信息和事实也应包括来自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

3、在设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时，引入“培训”统战发展对象、凝聚未来统战力量的元素。要让文化素质教育发展到最高境界，达到文化统战的目的，要考虑几点要素：①课程要让学生认为是有意义的，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的；②学习的效果，不仅是将学生培养成一个“通才”，还要提高他们的人格素质和自我价值认识水平，激发他们的民族情感和热爱祖国的情感；③有宏扬中华文化，体现“团结、合作、互助、关爱、和谐”基本准则的内容；④有“培训”统战发展对象，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目的。像暨南大学这样使命感很强的高等侨校，在长期的摸索中，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港澳台侨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以《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历史》、《当代中国概论》和《人生修养与法律》等四门课程为“纲”，以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和丰富多采的学生活动和实践教学为“目”，以大量的文化素质教育研究论文和影视图文资料为“库”，教育教学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从以下学生调查中可见一斑。

暨南大学外招生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评价和认识

*  调查主持:龚红月； 调查统计:程洁如；统计分析时间：2008.12.20.

三、港澳台侨生文化素质教育是文化统战工作的理论研究平台

高等侨校与普通高校不同，每天都有数千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在这里聚集，这里已不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小社会，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小世界，一个文化区际交流的小联合国，各种不同的习俗、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在这里碰撞，更有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和思潮在此争鸣和交锋。这对高等侨校文化素质教育来说，从事文化统战的辅助工作，此职责不仅仅是在教育上，还应加强理论研究，研究文化统战的战略、规律和方法，任重而道远。

目前，文化素质教育参与文化统战研究，面临一个重要任务：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未来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积极发挥祖国优秀文化力量，做好“文化认同、文化趋同、文化融合”的统战工作。这是我们应对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的“文化再思考”。

我们认为，现在开展“文化统战”工作，是有“危”也有“机”的。

称其有“危”，在于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尽管开始上升，但从总体来看，在国际上还处于“弱势”地位。事实上，一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往往与该国的经济竞争力相辅相成：经济价值处于高端位置、利润大的产品，一般也体现了所在国的文化力量。美国、德国、瑞士等工业国之所以拥有众多高端品牌，其“经济价值”就包含了其国家很大一部分的“文化价值”。消费者购买这些国家的产品，不仅购买其使用价值，也购买其文化价值，从潜在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商品承负的文化价值，有时甚至高于其使用价值。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在仍处于商品的经济价值如何“树品牌”的阶段，其文化价值尚未充分体现出来。当然，这也与中国某些学术论坛本身长期对自己的文化丧失方向感有关，是对自身的传统文化长期怀疑、争论的结果。

可见，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到位，应是“机”大于“危”。目前来说，我们可以按照文化传播的规律，紧随国家实力、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急不缓、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祖国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从而使统战工作做得扎实有效。

我们设想，高等侨校的文化统战工作可分三步走：首先，发挥统战工作的优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与境内外知识阶层和发展对象进行异质同构交流，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运用口碑传诵、“润物细无声”等扎实的工作方法，提高民族自信心，争取“文化认同”；其次，在统战发展对象中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培养和发展其文化自觉意识，以此为平台，向外推广和输出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并尽可能地在世界上形成规模化效应，以便中国文化可以在文化相互“同化”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取在国际层面上的“文化趋同”；最后，在“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力争将祖国优秀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进行“文化融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文明。

2009-6-14完稿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1983]24号文.

[2] （美）爱德华·鲁特瓦克.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M].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198.

【作者简介】

龚红月，1956年生，暨南大学社科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程洁如，1987年生，暨南大学社科部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