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梁玉霞，民盟暨南大学基层委盟员，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作为暨南大学统一战线成员，梁玉霞发挥专业特长，聚焦经济社会重点热点，深入调研，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取得突出成绩。梁玉霞曾撰写《粤港澳大湾区羁押必要性审查与人身保护令的对接》建议，被民盟省委会采用，省委会来函表扬致谢。她还主笔关于全面提升我省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建议、关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合作平台建设的建议、关于尽快出台《广东省海岛保护与开发管理条例》等建议，受委托起草《广东省海岛保护与开发管理条例》立法草案。

    年少时懵懂的选择，竟画就了自己一生的职业轨迹。

   记得1979年填报大学志愿时，基于对公检法机关的向往，我没有听随老师指点，自己傻呵呵地填报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说实在的，尽管考了个全县文科第一，可对于能否上重点本科并无把握。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连邮递员都激动地骑四、五公里的自行车，亲自将通知书送到我家。

在那个国家急需人才的年代，大学生就相当于准国家干部，毕业是分配工作的，而且基本上都能满足个人的志愿。但我在大学毕业时，却并没有选择公检法机关，而是去了正待筹建的中南政法学院。让我改变职业走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三在基层检察院实习的经历。记得当时在四川资中县检察院公诉科，随办案检察官去过看守所提审多次，这才发现，我可能不适合这样的职业。于是选择了回省去中南政法学院。那年负责筹建中南政法的是西政王家惠副校长，从西政一下要了40个毕业生。然而，筹建中的学校条件极其艰苦，一百多号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毕业生，先是被集中安置在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后被迁移到武汉郊区公交车都不通的南湖工地，成为无校舍、无图书、无学生的大学老师。待中南政法学院正式恢复招生时，这批人已经离开了一大半。毕业后的第二年，深圳中院在武汉设点招聘法官，我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对深圳这个试验田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羽翼未满的个人尚无承担未知风险的勇气。

在工作后的第八个年头即1991年，我们这批人终于迎来了评职称的机会，我晋升了讲师，从此明白了职称的意义和发展的目标。说实在的，毕业后那些年，就没有怎么看过学术期刊和学术专著，好在读大学期间，我啃过不少古典原著，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于是赶紧行动，在上课以外，开始做科研，写论文、写书，在1994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时候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干脆一鼓作气把教授评了，再好好歇歇。当年，中南政法由于高级职称人才稀缺，对于青年教师只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就推荐到省教育厅参加职评。我于1997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成为湖北省政府确定的第一批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在当时全国诉讼法学界，我可能算是最年轻的女教授了。

这个事业上升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当时孩子小，自己要上课，要做家务，要辅导孩子学习，每天做完这一切，才能开始自己的研究。那些年，几乎没有娱乐和休闲了。期间，也有人鼓动我下海，说学校太清贫，不如到大公司挣钱多。我在课余时间也真的到公司去试了一试，但还是觉得自己更喜欢这样清贫但更有意义的职业。评上教授后休整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有再写什么，但在各种场合人们对年轻教授的那种尊敬和期待，犹如无形的鞭子，让我无法再继续逍遥。于是，想到了考博，为的是，自己不要在博士浪潮涌来时，过早地死在沙滩上。1999年，我以教授的资历，重返母校攻读博士学位，拜师徐静村教授。这距离我当年上大学，刚好满20年。

后来工作调动到上海、到广州。在广东省检察院工作的五年、在江门市检察院挂职的一年,是我一生中十分难得、终身难忘的经历。对检察机关、对司法实务、对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有了较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原来沉浸在单纯学术演绎中的满脑子幻想,逐渐被现实洗刷过滤,宛如风筝落了地,再飞翔时已懂得泥土的距离。其后在教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中,我自己都感觉到明显地务实、贴近现实许多。出于对学术的偏爱,2005年我辞去广东省检察官(培训)学院副院长的职务,重回高校,来到了暨南大学法学院执教。暨大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浓郁的人文气息,赋予教师们、学生们一种特有的灵性和气质,也深深地感染着我、滋润着我,十六年春华秋实,我认为自己早已是暨南人了。

从进入法学院读书至今，整整42年，算上实习，我是三进三出检察院，与检察机关缘分不浅，但最终落脚点还是高校。教师这份职业，无权无势少钱，但是纯净清净雅致，教书育人让自己感觉崇高，研究思考让自己内心充实，在创造与输出知识的同时，造福社会，成就自己。

我的一点感悟是：人的一生很短，不要杂念太多。做自己喜欢并有意义的事，毕其功于一役，总有成就和收获。

谨以此言，与我暨大法学院的同事们、学生们共勉。

（民盟暨南大学基层委  梁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