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委员、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 朱义坤
（提案号：20140454；《人民画报》2004年第一期第34页）
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系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粤港澳自由贸易园区建设亦然，因而被誉为我省的“新特区”。当下，世界各国对国际资本的争夺愈来愈激烈，国内也面临新兴的自由贸易区及各种新区的竞争。据报道，专司注册代理的公司在2013年7月到8月代理到前海注册的企业有五十多家，而9月以来上海自贸区挂牌之后，这个数字骤降了一半。前海的遭遇，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问，我省的“新特区”吸引力何在？它们又靠什么吸引国际资本？
法治环境就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就是竞争力，就是吸引力。新加坡和香港成为国际资本的乐园，正是依靠其法治化营商环境所带来的营商便利度。依据世界银行报告，新加坡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第一，香港也名列第二。而这恰恰是我国的一个短板，2013年在189个经济体中综合排名位居96名，处于极为不利的劣势。而改善营商环境完全是可以有所作为，我国台湾2009年位居第157名，2013年跃居第16位，就是典范。迪拜不过是一个阿拉伯的小渔村，但是各路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关键就在于它构建了一套国际资本认可的法治化环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享有独立的民事和商事立法权和司法权。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还是国内的各种“新特区”之区际竞争，我省“新特区”均应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方面有所作为，才能赢得竞争优势。
二、成因剖析
根源就在于，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根深蒂固，重优惠政策的争取，轻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底层设计和系统化。主要表现为：
其一，近两年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虽然空前重视，但有泛化的倾向，成为集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国际化环境、法治环境、企业发展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之大成者，无所不包，核心要素及竞争力吸引物根本不明确。
其二，引入港澳经济贸易及社会管理法律规范，遭遇特区立法和地方立法瓶颈。我省深圳和珠海本有经济特区立法的优势，而一旦涉及如何选择适用香港法律，如何建立和完善香港法律查明机制，如何借鉴香港现代服务业立法，香港仲裁机构如何真正在“新特区”落地，以及如何面向香港开放法律和会计专业服务等等，特区立法也只能以“支持”、“允许”措辞空洞化，所谓先行先试仍停留于口头上和文件上，根本未扎下跟来。
其三，各自为政，协调乏力。以司法体系为例，各区域均以行政区域画地为牢，在破解司法地方化、行政化方面虽有所探索，囿于缺乏协同性，没有改革开放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锐气，更谈不上根本性突破。
三、政策建议
为此，我建议：
第一，尽快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定期发布我省“新特区”营商环境指数。通过营商环境核心化，聚焦化，明确我省“新特区”营商环境的吸引物，其与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国际前沿的距离，及其与国内其他竞争性区域营商环境的比较优势、劣势明晰化，心中有数。
第二，设立“新特区”统一的知识产权法院。三中全会决定给予这样的契机，其一准予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其二探索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推进跨区域化，破解司法地方化难题。如果因循老路，三个“新特权”所在的行政区域各自为政，各建一个知识产权法院，显然就根本没有利用这样一个难得改革和探索的机遇。所以，无论是为“新特区”营商环境竞争力，还是为司法改革探路，以协同化的思路设立一个统一的知识产权法院，相当于现行中级人民法院的层级，与海事法院类似，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直接对接，均是极有意义的。鉴于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性，这样也更有利集聚优秀法官，发挥集聚效应，赢得公信力，自然会为营商环境加分不少。该院可以设广州，亦可设深圳或珠海经济特区，选择深圳经济特区更有优势。至于司法便利性，可异地设办事处（法庭），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设施，更不至于因法院的统一、高效、高公信力而受影响。
